第一個層次，需要強調一下數字經濟這個概念之下其發展的勢不可當、日新月異——因而掌握它的發展規律，是全世界、全人類必須面對的一個挑戰。即使沖在數字經濟創新最前沿的人士，包括今天到會的一些企業界頭部公司的人士，我覺得誰也不敢說自己對于數字經濟發展的脈絡、它的要領和它未來的前景，就有很成熟的一套認識和把握了。研究者更是這樣，我們研究中首先是觀察，在觀察的過程中當然也希望形成研究者應提出的建設性意見�，F在至少可以說，已經蓬勃發展的、硅谷引領的數字經濟創新潮流，對于人類社會影響極為巨大而深遠，在中國追趕-趕超的現代化戰略貫徹中，要努力搶占若干制高點，這是第一層面首先要考慮的問題。這種數字經濟發展中的“第一生產力”的作用，革命性的作用，顛覆性創新的作用，實際上也突破了原來我們管理部門已經有經驗積累的一些管理套路，實際上也在突破著原來我們管理中間要運用的稅收手段、稅制相關要素組合的格局。如果說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管理上有推進到現代治理更高水平的要求，所服務的是中國怎樣在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和平崛起，實現現代化——從這個戰略高度來說，發展大潮流里面其實最主要的較勁兒的地方，還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關系：美國和歐洲、日本算是制造業再加上數字經濟發展的第一陣營，或者說第一陣營加上第二陣營，中國現在客觀地講，我們還進入不了第二陣營，而發展中的中國，追趕態勢又非常明顯，這樣一個最基本的格局，是考慮中國現代化發展大勢中間我們討論數字經濟和與數字經濟相關的稅收調節的時候，必須認清的一個決定于全局發展態勢的視角。那么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追趕，最后實際上隱含著至少在建設現代化“新的兩步走”的過程中，逐漸和第一陣營拉近距離，在建成現代化強國的時候，要在綜合實力、科技創新能力等等方面基本上與美國處于一個臺階上面。未來這個15年到30年新的兩步走的過程中，一定要處理好與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相關的我們怎樣把握好制度建設、管理調控的思路和要領這個問題，這是第一個大的層次——我覺得主要是有必要再加以強調的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于戰略高度上的參照系。

　　第二個層次，要說一下在稅收視角這方面，我自己雖然一直在關注這個事情，但確實覺得頭緒相當復雜。剛才聽到的課題成果，非常值得稱道，在紛亂的各種各樣的因素中，已經理出了一個比較好的認識框架。這個認識框架里的戰略思維，我試著談一談自己的理解：認識上首先是站位高度，是先“跳出稅收看數字稅”，先從整個發展大潮流把握，再回過頭來討論相關的數字稅方面必須對接到管理部門要考慮的實際工作要領的那些內容。那么這里面內涵的一個哲理，我體會，還是要首先審慎包容，要有足夠的觀察和分析研討，不急于落到非常實的那種沒有彈性的認識狀態和方案執行上。在實際生活中相關的業務，我的觀察就是在中國追趕的過程中，還有來之不易的中國本土在原來起點很低的情況之下，終于有了超常規發展特征的一批數字經濟頭部企業（開始稱為“電商”，現在實際上就是數字化平臺），他們已經有了非常重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也早已經超越了國界。他們的“經濟價值”已被人們所看到：高效便捷地聯結供需，降低交易費用，極大地激發了很多發展的潛能，包括拉動大企業和小微企業形成實際的“共贏”關聯以后，由經濟價值推到“社會價值”方面的“正的外部性”。比如我們在調研里就特別肯定，窮鄉僻壤的那些淘寶戶，以后可以發展為淘寶村、淘寶鎮，我也去看過一些很偏僻地方從村里的淘寶戶推進到“淘寶一條街”，然后形成當地的創業創新產業集群，數字化信息技術支持的小額貸款（普惠貸款），各種相關的生產要素，包括物流的、金融的各種各樣的服務，自然就成龍配套，那么它帶來的，實際上是很明顯的社會價值，我們經濟學上所說的“正的外部性”。這種正的外部性在應該得到肯定這方面，中國社會中我覺得還是沒有認識到位的。同時另外一些方面的問題，我們也不必諱言，螞蟻金服被叫停上市以后，前一段時間社會上更多聽到的，是抨擊電商平臺的一些問題的種種聲音，現在也看到，法規上已經明確“二選一”是壟斷，另有一些問題也在繼續追問，比如用算法來“殺熟”等等這種問題怎么解決，這些都是必須正視的問題。但是大的發展方面，還是要注意，就是前面領導和專家都強調的，要充分考慮怎樣在矯正問題的同時，支持電商平臺、頭部企業數字化平臺他們繼續創新發展。在這個稅收的視角上來講，就得承認，凡看準了怎么樣加以約束這方面的要領，可以由稅收手段匹配；那么同時另外一些并不需要急于去約束、甚至還要繼續鼓勵他們發掘潛力加以弘揚光大的，比如正的外部性方面，就不要落入以稅收手段急于起約束作用那樣的誤區——人家已經有了正的外部性，你再加上稅收，是把正的外部性內部化，這反而就和稅收的調節宗旨南轅北轍了。我覺得這個方面，也是結合稅收來說我們要綜合考慮的一個有必要提到的要領。

　　第三個層次，在征稅上，我只能粗淺談談自己的觀察。全球范圍之內大家都在關注這個事情，比較激進的還是歐洲方面，中國也必須跟蹤、借鑒，也是前面專家說到的，跟蹤借鑒里得觀察人家怎么在錯綜復雜的情況下考慮國內協調和國際協調之間，大概權衡出來一個基本內洽的體系，能對接可操作的一套制度安排的創新式建立。那么現在是不是可以這么說，并沒有很成型的國際上大家基本接受的辦法。歐洲比較激進，也只是它在這方面顯得比美國、比其他的經濟體更愿意對接到一些設想中方案的實操上去。我認為跨境的數字服務稅作為設想，可以討論，但和它的實際操作普遍落地，可能還有不容忽視的一段距離�，F在我們應該掌握的思路和要領上，我非常贊成報告最后形成的“三立足，五原則”（立足數字經濟治理的相關基礎制度，立足產業融合的進度，立足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維護主權，漸進發展，先立后破，抓大放小，公平均衡）這樣一套認識，我覺得這是適應改革、重塑相關稅制的一個最基本的、我們應該有的認識框架。我覺得在這方面，我已經提不出更多很具體的補充，可提到的一點，是我覺得我們至少在討論和對決策層上報研究成果的時候，應以適當的方式更好結合當前的重大問題，就是在社會上非常有敏感度、且眾說紛紜的這些電商平臺怎樣繼續發展方面，更有針對性地對接所謂壟斷概念，更有針對性地對應于興利除弊的概念，勾畫清楚怎么理性地引導我們的政策力求實現科學化，怎么樣引導社會環境和社會心態更多地全面考慮，既要校正數字化平臺已經出現的、現在已不容回避的一些問題，更要注意怎樣從中國和平崛起的現代化之根本利益出發，鼓勵這些電商平臺繼續創新發展，而且全社會怎樣和他們形成更好的綜合互動。這些方面，在我們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有很好的條件運用中心在決策中的影響力，更好地為現代化提供建設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