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我國“十四五”時期的開局之年，在多項稅制改革之中，房產稅又重新進入了人們關注的熱點范疇。實際上，在過去的近20年間，總會間或出現人們關注房產稅的相關信息，但是大多數都是一陣熱點過去之后，并無實質上的變化。人們不禁要問一個問題，“十四五”時期房產稅是否切實需要改革？如果改革又是基于什么原因的考慮，我們需要重新審視新時期房產稅的定位及意義。

　　房產稅有利于調節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收入分配的平等問題是我國經過了快速經濟增長之后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表明，我國的基尼系數在2019年達到0.465，高于許多國家的水平，收入分配平等的問題面對嚴峻的挑戰。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稅制需要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調節功能，因此，如何在新時期的稅制設計及改革中有效地實現收入分配調節功能是我們需要研究的重要命題。

　　通常，提到收入分配調節，大家會自然而然地聯想到所得稅。在世界各國的稅制設計中一直遵循著運用所得稅來調節收入分配的目標，甚至通過超額累進稅率去實現對高收入人群的征稅，糾正在初次分配中的不平等。但是所得稅也具有其難以觸及的弱項，即難以對財產所得征稅，僅有當處置財產的時候才涉及所得納入征稅的范疇。

　　舉個例子，某投資者擁有多套房產，但是既不出售也不出租，僅是囤房，在這樣的背景下所得稅則難以對其征稅以調節收入分配。因此，從世界各國采用綜合稅制進行有效調節的背景去看，許多國家的稅制設計中均采用所得稅加財產稅組合方式以綜合調節收入分配平等的問題。

　　房產稅作為一種典型的財產稅，具有調節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功能。因為其在保有環節征收，長期征收，因此對于無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等所得來源但擁有房產的人而言，其持有房產期間會涉及繳納相關的稅收�；蛟S，人們會認為，當房產所有者在轉讓房產的環節其便形成了所得，需要繳納相關的所得稅，因此，不一定在保有環節征稅去調節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但是，這將會對于在轉讓環節收益的征稅設計具有一定的挑戰，過高的稅負納稅人難以負擔，但是過低的稅負，則獲得財產所得的人比獲得勞務報酬所得的人稅負低，不合理。在持有期間對于財產的征稅如細水長流，可以均衡房產所有者的稅收負擔，并且稅收能夠與房產擁有者持有房產期間的收益聯動征稅，符合量能納稅原則。

　　因此，從調節收入分配平等的功能去看，房產稅的改革并不應對于工薪階層帶來太大的影響，在制度的設計中必然會引入相應的減免調節機制去實現對于以居住為主要目的房產所有者的豁免，以實現著力于對擁有財富存量高的所有者征稅的目標，而非著力于對于中低收入及擁有少量財富所有者的征稅。這樣，才能通過財產稅的制度去彌補所得稅制度的不足。

　　從社會的財富結構來看，確實有不少是擁有金融資本的高凈值人群，但也有不少是擁有不動產的財富所有者。對于金融資本的高凈值人群近年來通過加強對于資本利得的稅收管理，已產生了一定的所得稅調節效應，不過，不動產由于其不可移動性，財產征稅會更為穩定，因此，房產稅的改革便成了必然的趨勢。

　　房產稅的征收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

　　通常，提起房產稅的征收，更多的納稅人會認為主要作用在于抑制房地產市場的過熱。事實上，進入“十四五”時期我國的房地產市場已經逐漸走向平穩，一方面個人擁有的房產數量增多，人口老齡化問題更為凸顯，房產投資者的投資熱情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多地在限購及限價的雙重限制下，投資者投資的便利性下降，交易量減少，房地產投資的理性增強，在這樣的背景下，稅收畢竟是間接調整的手段，因此，房地產在新時期征收的功能定位顯然不能局限于對于房地產市場的調控。

　　稅收對于產業調整的功能是在增強的。而新時期產業功能的重點應該與國家的產業轉型相關。在“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據統計，2020年我國GDP占世界經濟的比重為17.1%，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0%。但是，也同時應該認識到，從經濟的增加值角度看，我國有部分產業仍處于較低水平，在全球價值鏈的分配中，我們分享到的利益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距離。因此，“十四五”時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需要產業進行良好的布局。

　　從整體而言，我國將通過新舊動能的轉換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及深度優化，數字經濟、新科技、新材料等行業將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與之相比較的是，我國由于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在過去近20年間，不少地方存在著對房地產行業的過度依賴，這也是一定時期內我國在產業調整上嘗試努力的方向。我們既需要看到房地產行業對于經濟的帶動作用，維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同時，也需要看到長期對房地產過度依賴所帶來的地方經濟脆弱性問題。因此，新時期對于房地產稅收政策的定位，并不在于要強著陸地沖擊房地產市場，而是通過在保有環節房產稅制度的調整，引導產業結構減少對傳統行業的過度依賴，走向新興、低碳具有更高技術含量的產業轉型。

　　所以，基于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新時期房產稅的征收并不會帶來房地產行業短期內的急劇變化，但從長期來看，由于房產稅的征收會在限購與限價的基礎上，進一步約束投資者對于房地產投資的過度熱情，從而迫使經濟結構尤其是地方經濟結構積極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以形成更為長期的經濟增長韌性。

　　據筆者調研發現，在一些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由于其前期已形成了良好的經濟積累及財政實力，在“十三五”時期階段，數字經濟等新的行業逐漸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所以其房地產政策已進行調整，更多地通過有效控制房價以保障區域對人力資本的吸引力，從而推動形成更強的地方競爭實力。

　　房地產稅有利于完善地方稅體系的建設

　　從對世界房產稅的跟蹤來看，據統計，目前，在G20（二十國集團）成員國中，有17個國家普遍征收房地產稅。2019年，從OECD（經合組織）的平均值來看，財產稅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5.61%，其中，由于房產稅是財產稅的一種，所以由此可以判斷，房產稅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是較低的。我國房產稅的稅收收入占比數據也近似，2020年我國房產稅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僅為1.84%。

　　但是，從世界房產稅的發展趨勢去看，近年來部分國家有通過提高稅率或擴大稅基的方式增稅的態勢。一方面，對高價值房地產征收附加稅。如英國自2018年開始對價值超過50萬英鎊（約合452萬元）的住宅征收豪宅稅；智利對納稅人的計稅總價值超過670計稅單位（每年依據通脹率調整，約為4億智利比索，約合353萬元）的全部房產征收累進附加稅；土耳其自2021年1月1日起，對價值超過500萬土耳其里拉（約合374萬元）的住宅征收房產稅。另一方面，通過提高稅率的方式增稅。如立陶宛自2020年1月1日起將不動產稅最低稅率從0.3%提高至0.5%；西班牙自2021年1月1日起將凈財富稅的最高稅率從2.5%提高至3.5%。

　　由此可見，房產稅的稅收收入占總體稅收收入的比重是有限的，其更大的作用在于滿足地方財政收入的要求。由于房產稅作為地方稅種的核心屬性，因此從稅制的設計上應需要適當下放地方稅權，由地方根據其經濟發展的情況來決定房地產稅的減免面積及設定低稅率等。同時，既然是地方稅的屬性，也就為分步實施留下了空間。從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情況來看，地區間的差異是存在的。因此，選擇一些區域試點對于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的立法也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與增值稅等稅種不同，作為一種完全的地方稅，地方試點并不會對其他地區帶來太大的影響，之前，我國也采用了地方試點的方式來推進房產稅改革。有些專家建議海南及深圳先行試點，就地方財政收入而言，這兩地并非是最為短缺的地區，但是，這兩地有一個共性，即房產擁有者并不全在于當地的居民，有一部分來自全國各地，因此所產生的調節效應會覆蓋面更廣，效應分析更全面。但是，從滿足地方財政收入的角度來看，無論是深圳還是海南，僅依靠房產稅一種稅收收入來源無法對地方財政的支出形成完全的保障功能，仍然需要綜合的地方稅收體系以及多種財政收入來源以保障。

　　總體而言，新時期經濟社會的結構發生了變化，稅制的調節著力點也要相應調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產業結構升級的內在需求以及地方財政實力的補充將進一步推動房產稅改革及立法工作的加快推進。房產稅，一種在稅收結構中占比并不大的稅種將有可能發揮不小的調節作用。

　�。ㄗ髡呦当本﹪�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教授）